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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集中隔离点里的跌宕起伏



上海集中隔离点里的跌宕起伏


 在集中医学观察点,形形色色的人有千差万别的需求,可能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状况,这些都需要“点长”去协调搞定。

“点长”,是个什么“长”?这不是个官职,只是个临时性称谓——疫情防控期间,集中医学观察点的总负责人,叫“点长”。

“点长”大多是临危受命、紧急披挂上阵,要做的事情很多:收人、登记、建群、服务,甚至还包括嘘寒问暖和心理疏导。在集中医学观察点,形形色色的人有千差万别的需求,可能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状况,这些都需要“点长”去协调搞定。

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188号,凯博休闲农庄,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青浦区建立的第一个集中医学观察点,“点长”叫倪春芳,是夏阳街道平安办的一名工作人员,1月26日走马上任“点长”。

两个月来,倪春芳做了不少事,也经历了不少事。3月19日上午,倪春芳见缝插针,和记者侃起了这段时间以来作为“点长”的亲身经历。

为了叙述方便,以下均用倪春芳的第一人称来讲述。

想尽办法让无辜小伙尽早离开

我是1月26日到凯博农庄开始工作的。第一天的集中隔离人员收置工作,就让我忙坏了。

那是一个暴雨天,刚开始收置的人员基本都是这个情况:在高速道口因开着鄂牌车而被拦下,然后就被送到了集中隔离点。点位上又忙又乱,很多被送来的人都是一脸懵的状态,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——为什么要登记信息?为什么要集中隔离?很多人不知道。

等到基本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之后,很多人就不愿意了:有的不想登记信息,有的想偷偷溜掉,有的说完全没有心理准备,换洗衣物都没有、手机充电器也没带,14天怎么过?起码要回家拿点衣服再来……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当天的工作量,我们就一个个排摸、一个个劝慰,争取理解和配合。

我记得很清楚,当天一共收了64个人,庄子里停满了各种车。凯博农庄有45个标间、90张床,这批集中隔离人员一下子把所有床位都占满了,我们就联系协调,把收置不了的人员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快捷酒店去。

凯博农庄分东庄和西庄,所有房间都在一层,东西二庄的走道口各有一扇玻璃门。为了便于管理,我们平时是把玻璃门锁住的,门内是隔离区域,门外是工作人员活动区域。集中隔离制度执行伊始,很多人不服管,甚至还有人去破坏玻璃门的搭扣锁。我们不得不让保安时刻盯着,确保门锁不被弄坏。

当时就有人劝我要建微信群,说那样“便于管理”。我左思右想,还是觉得不合适:第一批集中隔离人员怨气太大、不满情绪严重,建了群,那还不吵翻天?所以最开始的几天,我都是挨个通过电话打到房间去,沟通解释集中隔离制度。后来大家情绪逐渐稳定了,我才建立了用来日常沟通的微信群。

第一批集中隔离人员里,有个小伙子是武汉一家公司总部派到青浦分公司的管理人员,他告诉我们,他那段时间完全没出过上海,把他送来隔离,是弄错了。可是我们也吃不准,到底怎么才能证明他没出过上海呢?想了各种办法给他找证据,好像证明力都不够。

后来我脑洞大开,想了个办法:看看他的微信、支付宝付款记录,如果消费地点都在上海,那基本就可以证明没出过上海了。果然,他的微信、支付宝付款记录都在长宁、 杨浦以及青浦徐泾一带,而且消费行为是连续的。不过我又想到一个问题:这好像也不能证明他的行动轨迹,万一是别人拿着他的手机消费呢?可能性虽然很小,但也不是没可能啊……

最后,还是通过公安部门查了他的行动轨迹,确定了他确实近期没有出过上海。那时候,这个小伙已经在凯博农庄住了7天。确认他近期行动轨迹的当天,我们就同意他离开了。

为哺乳期妈妈弄鱼汤催奶

除了一开始的忙乱,后面的工作也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、甚至是哭笑不得的困难。

最开始的那些集中隔离人员,大多是春节后从湖北返沪的人员,在高速道口马不停蹄被送到凯博农庄的时候,车辆后备箱里还装着老家带来的新鲜蔬菜、水果、禽蛋、鱼肉。这些东西,按照规定是不能拿到隔离房里去的,就算拿进去了也没有烧煮的条件,所以大多数都留在了汽车后备箱里。

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,陆陆续续开始有人担心自己的后备箱:蔬菜烂了,最多淌点水,清洗后备箱就好了,鱼肉烂了万一生蛆可怎么办?

这时候只能灵活操作了。理论上,我们点位上的工作人员不能去碰隔离人员的车,更不能去搬运他们车上的货物,但架不住不少人天天给我们打电话,说车上东西再不处理就要烂掉、臭掉了。我们经过多次合计,还是决定由工作人员穿上隔离服,给他们清理后备箱。

有些东西,该扔的我们直接扔掉了。像咸肉、腊肠这种保存完好的东西,我们就装进医用马夹袋,全程密封地给隔离人员拿到隔离房里面去,并且全过程用照片和视频记录下来,以免事后说不清楚。

不少隔离人员是拖家带口的,带着小孩一起,大人隔离14天,咬咬牙也就过去了,小孩最怕无聊,怎么办?我就统计了孩子的人数,然后给他们一人买了一套可以画画、写字的玩具,一个个房间送过去。

有一个妈妈,带着才6个月大的婴儿一起被隔离了,伙食就成了大问题。出于打扫和垃圾清运方便的考虑,隔离点的伙食是不提供汤汤水水的,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喝不到汤水,不产奶了,孩子喝不到奶,每天都哇哇大哭,我每次打电话过去都能听到哭声,很心疼。怎么办?我就和农庄方面沟通,看能不能单独给这位妈妈开个小灶,送点鱼汤过去。

鱼汤看似寻常,可要弄到还真不容易。当时是春节假期期间,又因为疫情的关系,市面上很难买到鲜鱼。就在我们发愁的时候,农庄厨房里的一个员工想到一个办法:他有鱼竿,农庄里有正好有个小池塘,塘里可能有鱼,要么钓一下试试看?

我们都很兴奋,觉得可行。于是这位师傅就去钓鱼了,忙活了半天,果真钓到了几条小鱼,厨房就把这些鱼洗剥干净、煮了鲜美的鱼汤,给那位妈妈送去了。

这还没完——哺乳期妈妈又不是喝到鱼汤就马上产奶的,总要有个过程,而且当时这位妈妈的一侧乳房已经被饥饿的婴儿咬坏了,不出奶。我们只能临时弄了些奶糕送到房里,先让婴儿垫垫饥。长此以往肯定不行,池塘又不是鱼塘,本来就没什么鱼,以后喝不到鱼汤了怎么办?经过多方协调,我们了解到这位妈妈住在宝山,就和宝山那边的属地街镇联系了,用救护车把这位妈妈和婴儿送回了宝山,进行居家隔离。

还有一个怀孕3个月的孕妇,被送进来的时候她自己没有说,我们也没看出来她是孕妇。结果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给我,说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,自己是孕妇,有点害怕,能不能让在附近快捷酒店隔离的老公过来照顾她?

她当时是有点害怕,我们当时是快吓死了:万一她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有个三长两短,责任谁来担?我们马上给她送了一双鞋底更毛糙的拖鞋过去,以防再摔跤。另外我也了解到,当时安排隔离点的时候,就是考虑到怕他们夫妻俩在隔离期间还串门,所以刻意安排在了两个隔离点。既然知道了她是孕妇,我们经过讨论,就把她老公从另一个集中隔离点接到了凯博农庄,夫妻俩同住。当然,一起住是要签订同住承诺书的:万一有任何后果,比如两人中的一个把另一个感染了,需要自行承担。

难道要去你老家买花生吗?

2月初开始,我建立了隔离点的微信群,大家有什么需求、建议都可以在群里沟通。大多数集中隔离人员还是很阳光、正能量的,感谢我们的关心照顾啊之类的,但是群里确实也有充满负能量的时候。

有一次,一个女的隔离人员在群里发了一条长语音。我们平时很忙,点对点的语音都不一定有空去听,更别说群里的语音信息了,别的信息刷过几条之后,这条语音就不在第一屏了,我们也就忘了听。

没想到,由于我们忘听语音,这名女子就在群里爆发了,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理她。我们很懵,去听了语音才知道是这么回事:她和老公分别在凯博农庄的不同房间内隔离,她把一袋东西放在了门口,上面写了个纸条:“麻烦你们把这包东西交到XXX室,我老公那里。”

但是,这件事她除了写了纸条,没有和我们沟通过。收垃圾的师傅戴着防护眼镜、穿着防护服,走路都困难,视野也受限,哪有空看纸条?看到门口一包东西,就直接当垃圾收走了。

当时我就在群里问她,有没有和工作人员口头说过这个事。她回一条:“你们不长眼睛的吗?我纸条上写了‘麻烦帮忙’,看不懂的吗?”我就说,按照规定集中隔离人员是不能互相传递东西的。结果她又回一条:“你是在反咬我一口吗?”

群里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,纷纷指责对方态度有问题。后来我们得知,其实那包东西就是些苹果、花生等食物(还好对方没有说袋子里是名表金条,让我们赔偿)。我就提出方案:我们重新买来苹果花生等食物,送达她老公房间去。

没想到对方还是不接受,说这些东西是老家特产,只有他们老家才有这种花生,让我们从垃圾桶里拿出来,消毒好以后给她老公。我当时也冒火了,回了她一条:“已经说了会重新买好再送过去,难道还要让工作人员去你老家跑一趟,专门去买花生吗?”

事后想想,对方其实不只是心疼这些花生,关键还是集中隔离期间心理上有些憋屈,借势发无名火而已。后来在大家劝说之下,这件事就过去了,我们还是买好了食物给她老公送了过去。

这件事让我们工作人员挺沮丧的,有种“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沟渠”的感觉。到了三八妇女节,我就想把点位上这种有点低落的士气重新鼓舞起来。我们统计了妇女的人数,然后一人上门送一块小蛋糕、一束康乃馨、一张小卡片。当然,我们也给这位“花生姐”送过去了。没过多久,她的老公就给我发来了表示谢意和歉意的微信,说她老婆脾气不好、性子比较直,让我“莫放在心上”。这件事这才算彻底翻了篇。

每天要穿脱隔离服进隔离区多次

3月份以后,凯博农庄的收置人员开始转为从重点国家入境的人员。对老外的管理服务,难度比之前又大了许多。

3月13日,点位上来了近20个德国人。他们一来,我们的工作量立刻暴增——有人不愿意分开住,愿意签同住承诺书,坚持要一家人齐齐整整住在一起;德国人普遍人高马大、又要一家人一起住,就要求加床铺,还有的人要求在隔离房里加沙发;还有人要咖啡、面包、果酱、浴巾、水杯、矿泉水,甚至还有的人要刀叉、红酒、披萨、吃西餐的专用餐巾。

为了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,我们点位上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连着三个晚上没睡好觉。加床、加沙发,这些我们肯定办不到,但是其他我们力所能及能办到的事,我们基本都给他们办到了。

这批德国人基本都是某著名企业的管理人员。住进来后没几天,企业里也开始派人给他们送东西来了,来的车辆后备箱里都是装满的:红酒,装在加有冰块的保温箱里,还有专门的红酒杯;刀叉、西餐餐巾、毛毯、意大利面、麦当劳快餐等这些东西,也陆陆续续给他们送了去。老外住的房间里,产生的生活垃圾量大约是其他隔离人员的三倍,我们收运垃圾的师傅忙坏了,时不时就要进去给他们收垃圾;我们也忙坏了,整天在重复“穿隔离服、给他们送物资、脱隔离服”的过程。

这批德国人在集中医学观察期间,需要使用电脑办公,处理工作事宜。为此,我们联系了凯博农庄的管理部门,安排技术人员进入隔离区域,为他们调试了电脑设备、设置了无线网络。

即便如此,还是有老外不满意。3月13日晚上,他们要求喝矿泉水,大晚上的我上哪儿去给他们弄矿泉水?他们就很着急,托同事朋友打了12345投诉。第二天早上,我们顶着熊猫眼,终于把连夜协调运来的矿泉水给他们送去了。

3月13日进来的这批老外,住到3月16日时,检测结果才出来,显示一切身体指标都正常。经过多方协调沟通,最终这批老外在3月16日傍晚时被陆续接出了集中隔离点,先到社区卫生中心进行登记,然后进行居家隔离,我也终于如释重负。

3月18日之前,我们对集中隔离人员是免费的。3月18日开始,市里发了通知,说集中隔离期间食宿等费用自理。一得知这个消息,我们就知道,工作量又要上来了:新入住的集中隔离人员,在过来的路上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收费政策,问题不大,关键是那些住到一半的集中隔离人员,刚来的时候没和他们提收费的事,现在中途去收费,人家心理很容易抵触。

抵触也没办法,工作还是要做。我们明确,所有集中隔离人员一律从3月18日起收费,标准是每天280元,包括餐费和住宿费。对于一些有抵触情绪的人,我们就点对点做思想工作。

费用自理以后,还产生了新的问题。很多入境人员是不吃中餐的,之前没收费的时候,我们每顿都会按时送餐,现在收费了,人家不吃,如果我们继续送,就说不过去。所以我们开始挨个梳理、挨个问,吃不惯中餐的、自己能解决饮食问题不至于饿肚子的人,我们就把餐费扣掉,不送餐了。

还有个女孩,在知道集中隔离要收费之后给我打电话,说自己是从日本回来看妈妈的,妈妈得了癌症,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,她也要申请扣除餐费,以后就不用我们送餐了。我听了很心酸,但我也没有权力给她减免餐费和住宿费,我们都是要登记报账的。但是她既然和我说了这个情况,我就会和上级领导汇报,如果情况属实,看看能不能尽量帮她一把。

集中隔离点里有不少故事,有的让人难受,有的让人欣慰,有的让人气愤,也有的让人哭笑不得。作为“点长”,我真的希望多些正能量的故事、少些负能量,我也在尽我所能,传播正能量。当然,最大的正能量,是疫情的最终散去。我和工作人员们、和集中隔离人员们,也都在等着这一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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